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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10日，达安基因发布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。会议以7票赞成，2票反对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达安基因第九届董事会换届议案。
黄志征、韦典含、朱琬瑜、陈宏威、张为结、梁志坤成为达安基因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除韦典含外，第八届董事会其余成员全部被替换，其中也包括现任董事长薛哲强。
薛哲强其实也来自达安基因大股东广州金控，因此，替换薛哲强也是大股东层面的决定，薛哲强对此并无反对意见。而黄志征、韦典含、朱琬瑜、陈宏威、张为结都来自广州金控背景。梁志坤则来自达安基因内部，也是未来董事会唯一技术背景出身，是达安基因体外诊断研发平台总监。
但是，这次换届还是暴露出广州金控入主达安基因后，股东与旧管理层的不和谐。此次换届，两张反对票来自黄珞与张斌。这两人都已在达安基因管理层任职超10年。
二人认为新一届董事会及经营团队“高度同质化，以纯金融背景为主”，缺乏具有体外诊断（IVD）行业前瞻技术与商业战略能力的领导者。
不过配资知识信息服务，实际上黄珞与张斌二人也皆非体外诊断技术出身，均为金融背景人士。张斌现任达安基因董秘，黄珞曾任人力资源部经理、副总经理及供应链总监。
而且他们两人是第八届董事会中最终站队广州金控，通过补选进入董事会。最初，在达安基因第八届董事会换届中，代表达安基因原管理层的公司总经理周新宇、董秘张斌、黄珞则均未能当选。周新宇辞职辞职后，张斌、黄珞又替补入选。
也就是说，广州金控其实是曾给予黄珞机会，希望其能够在后疫情时代帮助安基因走出业绩低谷。但在2024年，达安基因交出20年内最大亏损，或促使广州金控决定全盘接过上市公司管理。
从当前业绩来看，达安基因已是缺乏核心成长性的中型诊断公司。
在新冠疫情前，达安基因扣非净利润长期徘徊在几千万元水平，且年波动较大。尽管2014年营收首次突破十亿，但2015年至2016年的短暂增长后，业绩在2017年至2019年快速回落。
疫情三年是达安基因的业绩高光。2020年至2022年，达安基因分别实现营收53.41亿元、76.64亿元和120.46亿元，扣非净利润也跃升至23.67亿元、35.37亿元和51.81亿元。
疫情后，达安基因并未在高光期把成本结构、产能利用和产品组合及时“缩回常态”，固定费用、应收账款和存货跌价的惯性让利润表瞬间反噬。2023年至2024年，达安基因分别实现营收11.81亿和8.53亿，扣非净利润-3.64亿元和-8.23亿元。
达安基因的问题，仍在于“吃老本”。从产品储备上来看，达安基因已获批了数量相当庞大的各类检测试剂盒，但由于同行竞争加剧，此类业务长期受降价压力。也就是，达安基因的业绩增长一直是个问题——产品线单一、规模效应有限、渠道议价力弱。
早在2016年，达安基因就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提出，受“普及量增加与国家有意识地降价”的影响，其产品价格降低会是一个必然趋势。在2024年9月，达安基因又表示，相比2019年，公司期内的分子诊断产品出库量显著增加，但目前大部分产品价格与之前相比显著下降。
通俗理解便是，曾经是香饽饽的领域在挤进太多玩家之后，产品难以维持原有价格体系。据年报，2020至2024年，达安基因的毛利率从70.15%降至37.55%。特别是，2024年37.55%的毛利率甚至已低于疫情前平均40%以上的毛利率。
另在产品近年的产销量方面，达安基因的2024年度年报显示，该公司期内的生物制品业试剂类（盒）无论是销售量还是生产量较同期都下滑80%以上。这一数据变化也提示了，在市场竞争中，达安基因的产品是否依旧被市场需要、是否具备持续的市场竞争力也有风险。
在持续的产品降价和竞争压力中，和同类公司相比，达安基因却走了一条与行业众多企业都不相同的第二增长曲线。
自2016年起，在体外诊断板块之外，达安基因就建立了金融服务作为自己的另一部分营收来源。2018年，达安基因的金融服务创收超8800万元，占比6%，是该项业务发展的鼎盛之年。不过，在2023年和2024年，这项业务都缩水至3000万元的规模。
在2024年11月，对于金融服务业务，达安基因回应称，此项业务系为产业孵化而建立，能提供小额资金服务，它配合的是该公司“创新链-企业链-资金链三链融合”的产业链发展战略。另外，达安基因表示，目前公司坚持聚焦于主业，前述业务已缩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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